传统增长理论对推动全球工业化现代化、加速人类物质财富积累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指导作用，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新时代、新阶段、新形势下，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碳达峰碳中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等一系列战略目标，中国政界和学界对绿色增长的指导理论进行了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罗理恒助理研究员撰文，对这些理论探索进行了梳理。中国特色绿色增长的理论探索，核心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中国生态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增长如何兼顾绿色、效率与公平；二是中国绿色增长的动力问题，何为增长的驱动因素；三是中国绿色增长度量问题，何为增长最适规模及在全球经济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环境友好、均衡包容和可持续是中国绿色增长基本属性
环境友好决定增长的质量，是根本属性；均衡包容决定增长的最终结果是共同富裕；可持续决定增长的长期方向。
（一）环境友好是中国绿色增长的根本属性
环境友好是中国绿色增长的根本属性，即意味着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绿色增长的基础是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增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供应，促进生态系统中资源环境要素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服务作用。此外，低碳是中国绿色增长“环境友好属性”的应有之义，突出强调增长中要素使用、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绿色低碳和清洁高效。故中国绿色增长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清洁高效利用、生态产品供应充足、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基础上的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路径。
（二）中国绿色增长兼具均衡性和包容性
中国绿色增长不仅为了消除人与自然、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解决传统增长模式带来的不公平性、不均衡性，是一种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绿色增长的最终归宿，这也是中国绿色增长与以西方生态经济增长理论为指导的西方绿色增长模式的本质区别所在。
（三）中国绿色增长蕴含可持续发展理念
中国绿色增长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生态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平衡，形成人类生产、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之间物质流动的良性循环互动。与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理论”主张“为避免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经济需保持低增长或零增长”的观点不同，绿色增长是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同时，通过生态创新、资源环境要素投入进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此外，中国绿色增长不仅体现在增长速度的持续性，还体现在增长质量、民生福祉的持续性；绿色增长通过改变消费方式、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资源配置及环境质量，带动居民绿色就业、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享受健康人居环境，最终实现全社会福祉持续增加。
二、创新-制度-资源环境是驱动中国绿色增长关键要素
传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生产要素的不断积累，即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而绿色增长更多取决于生态创新、绿色技术进步、资源环境要素的积累及绿色低碳的增长模式。
技术创新在传统增长理论中被认为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中国绿色增长的动力不仅限于技术创新，而是内涵更丰富的生态创新。生态创新是中国绿色增长的动力源泉，它是生产过程中通过对产品、服务和流程的开发或改进从而减少对自然资源消耗的创造性行为，同时具有知识正外部性和环境正外部性的双重属性。从广义上讲，生态创新不仅包括生态技术创新，还包括生态理念创新、生态制度创新、生态管理创新等一切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诸如生态工艺、生态组织、生态管理机制、生态产品、生态服务等创新。
中国绿色增长的另一重要驱动因素是资源环境要素，这源于生态生产力理论和“两山”理论：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就是生产力，土地、森林、河流、矿产等自然资源构成生产要素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生态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就能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因此，促进资源环境要素积累、实现资源环境要素优化配置、提升资源环境要素利用效率是推动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手段。
制度因素在推动中国绿色增长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并深入改革优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资源环境要素市场、资源环境税收体系等经济激励机制，将有力驱动相关主体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践来看，从“环境保护”入宪到“生态文明”入宪，我国已经形成较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从“单一手段治理”到“多元手段共治”，我国环境治理呈现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等多元化规制工具协同发展的治理机制，不断完善的生态制度环境能够为推动我国绿色增长提供有力保障。
三、循环-共享-数字-平台多元模式驱动中国绿色增长
除要素驱动外，经济体还可以通过不同增长模式（如循环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推动绿色增长。一是循环经济模式。循环经济核心要义是强调经济运行遵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流闭环、物质循环利用的过程，核心原则是生产消费的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循环经济模式通过废物回收利用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进而促进经济绿色增长。二是共享经济模式。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信息化技术为依托，以使用权共享的方式（借用、租赁、物物交换等）盘活闲置资源、提升闲置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的经济新模式，如共享交通、共享住房、共享员工等。共享经济能够通过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再配置，促进协同消费，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三是数字经济模式。数字经济（digitalized economy）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要素支撑、以数字信息产品为核心载体的经济模式；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高级可持续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通过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先进技术推动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的社会化大生产全领域的深刻变革，以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拉动经济绿色增长。四是平台经济模式。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依靠高效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以及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所支持的数字平台，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从而推动经济更集约、更高效、更绿色增长。
作者：罗理恒，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编自：周冯琦，程进等. 中国特色生态经济学研究[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