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治理转型进程，可以发现，党建几乎在所有重要改革领域都发挥了突出的战略功能，在推动治理领域条块协同、社会组织有序发展、拓展治理网络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简而言之，党建引领治理创新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核心主线。
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历史脉络表明，党建治理机制独特的网络联通性、灵活性和整合性成为其不断拓展治理功能的重要组织基础。新中国70年来，党建引领治理创新的突出作用表现为以下维度：
第一，从体制内空间向体制外拓展，推动治理网络的全覆盖。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的快速瓦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日益遭遇一个严峻的挑战：如何以新形式重构有效覆盖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治理网络？这一挑战随着新型经济、社会空间的日益发展以及社会流动水平的不断提升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尤其是在城市社会中，溢出传统“街—居”治理网络的群体和空间越来越多，如何创新治理机制和提升治理效能成为各地面临的一项重要改革议题。
在各地的改革实践中，基层创新者很快就注意到党建治理网络具有向治理“盲区”延伸的极大弹性，各种治理目标则可搭载于这一网络得到灵活践行。比如，上海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开始探索在商务楼宇等新经济集聚场域探索“楼宇党建”，试图通过支部建在楼上的方式将楼宇空间里的白领和社会精英纳入基层治理网络之中。这些创新使得基层党建治理网络超越单位党建、居民区党建的传统范畴，向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楼宇空间以及流动人群不断拓展。
在治理网络拓展的同时，党建引领机制也不断因地制宜作出调整和创新。由于在新经济社会空间中党建很难依托传统的行政网络开展工作，因此引领如何实现就变得更为困难。基层实践中，各地展开了各种探索：通过更具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实现以提供公共产品为着力点的柔性引领；通过扶持专业服务机构，来开展专业动员的嵌入式引导；通过塑造文化产品，来开展凝聚共识的观念引领，等等。正是在此过程中，党建治理机制的内涵得到不断充实，社会动员能力得到有效拓展。
第二，从党内活动向公共治理领域深度拓展，构建重心下移的新型治理格局。
长期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体系一直面临资源配置与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即公众需求在基层大量集聚，资源配置却顺着科层体系向上集中。不仅如此，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权也相对集中在市、区政府，产生的相应社会后果却需要基层政府来应对。
基层政府常常面临治理任务剧增而资源、授权不足的被动局面，需要一种可以在跨层级体系中发挥政策协调和资源整合功能的机制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在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践中，各地很快意识到党建组织网络可以发挥上述功能。因为与政府科层体系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不同，党的组织网络内一直有上级党组织为下级党组织服务的传统。基于这一传统和逻辑，就很容易形成上下协同的新型，制度框架。
上世纪末开始，上海、北京等地的基层党建逐步从常规化、例行化的组织生活领域向与民生有重大关联的公共治理领域拓展。与此同时，党建工作逐步成为保障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的重要组织机制。例如，上海在世博会期间深化探索“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规定所有社区单位党组织不论其行政级别有多高，都向属地党委报到，并参与当地社区建设与公共治理。这就有效推动了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单位资源向基层下沉。
在此过程中，上海逐步构建了联通市、区、街（镇）、居（村）四级的党建网络，确保基层治理所需的资源和授权得到科层体系上级的保障。这些改革从深层次推动了重心下移的基层治理格局不断优化，为城市治理向绣花针式的精细化模式转变提供了重要支持。
第三，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社群拓展，探索新时期社会动员新机制。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个规模庞大且运行机制日趋复杂的网络社会正在快速浮现。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在虚拟社群空间开展治理和动员，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
回应这一挑战，客观上要求现有治理体系逐步向网络空间延展组织网络，并在虚拟社群维系的关键环节发挥作用。党组织由于具备广泛覆盖的组织网络、灵活的运行机制，具备开展这一工作的组织基础。近年来，许多城市都开始积极探索网络党建工作。比如，北京市成立互联网协会党委，其下包括互联网企业党组织36家，在册党员6000余人，通过在互联网空间探索新型党建工作方法提升网络治理效能。又如，上海宝山区利用微信构建“社区通”工作平台，探索在党建引领下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议事活动，提升基层社会自治、共治能力。这些党建新机制由于找到了嵌入网络空间的节点，因而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
上述改革拓展，从多个维度切入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总体脉络，以党建机制为载体不断破解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新背景下社会治理难题，展现出党建治理机制的独特功能。这也可以启发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怎样进一步从我国政党制度及其组织特征、党建运行机制等角度出发，不断挖掘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制度优势。
作者:嵇欣
来源：解放日报，2019年10月15日 14：思想周刊/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