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对于资源回收利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不前。要突破其中的瓶颈，第一，要利用社区机制、道德约束和经济激励，保证源头能够分类收集；第二，源头的分类收集和后续的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必须对接。
一、上海垃圾分类的“举步维艰”
垃圾分类使各种可资源化的废物得以分离开来，流向最合适的处置场所，但是，上海的垃圾分类却迟迟难以推广。其中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居民原本就没有积极性参与分类收集，二是居民原先有积极性，但后续的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没有跟上，使前端的分类收集变得毫无意义。
作为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城市之一，上海从2000年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时至今日，大部分社区是通过宣传教育、居民志愿者、物业公司配合完成生活垃圾的“大分流、小分类”的垃圾投放与收集，其中以康健街道的康强坊为典型。
那里，虽然配置了有机垃圾与无机垃圾两种垃圾桶，但居民并不事先进行分类，而是将垃圾混和袋装后投放到垃圾房，由保洁员对垃圾进行分类，再由环卫公司收运；对废电池和有毒有害垃圾有专门的回收容器，由居民自觉投放，环卫作业公司按周收集。
这种专人负责分类为主的收集方式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如该区保洁员除负责垃圾分类外，还承担小区道路的清扫，工资仅为690元/月（2006年调研数据）。但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的必然趋势，而且集中分类收集还存在显著的负外部性，分捡人员的健康受损的同时小区环境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这样的分类收集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还有一些小区在街道－居委会的动员模式下，发动小区居民自己动手将垃圾分类，但是，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居民往往会退出分类收集的工作。例如，康健街道党校家委小区从2003年开始按照有机垃圾、无机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实行垃圾源头分类收集。为监督居民的分类投放行为，督促居民积极配合，居委会发动各楼楼组长和退休党员组成志愿者队伍，在垃圾房前轮岗值日检查。在熟人监督的情况下，小区内70％居民家里都做到了源头分类。但志愿者轮岗监督制度执行一年后被取消，原因是居委会认为小区居民已基本养成了垃圾源头分类的习惯。取消之后，居民参与分类收集的积极性明显下降，更多退回到由小区保洁员负责分类的模式。
在党校家委小区，除了居民本身缺乏动力之外，后续的运输和处置系统不对接也成了居民抱怨，以至于放弃分类收集的理由。很多早起锻炼的居民看到环卫作业单位来收运垃圾的车辆，将已经分类的垃圾一股脑儿都倒在一个车箱里，他们一下子觉得之前所有的劳动都变得毫无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那些本来环保意识较高的居民，热情也被浇灭了。
从这些不甚成功的案例中，我们得出一些道理，要让垃圾分类在上海推广开来，一方面要让居民有充分积极性参与分类，而这要靠前端的社区机制、道德约束和经济激励；另一方面，要让中间的分类运输、后端的分类处置与前端的分类收集对接起来，要让分类收集的价值体现出来，不能打击居民的积极性。
二、社区机制、道德约束和经济激励
政府是很难管到居民头上的，要督促居民将垃圾分类，只能依靠社区机制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道德约束，再加上必要的经济激励。
政府的执法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不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很多，就会陷于法不责众的困境，而且不将垃圾分类甚至是乱扔垃圾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事，政府也觉得不值得为此付出很大的执法成本。
在这个时候，社区的监督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社区居民要借助一定的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将垃圾分类是大家共同的义务。在协商过程中，居民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当然发挥着核心作用。然后，社区里要有一定的监督机制督促每个居民履行已经得到公认的义务。一种监督机制是由居民或业主委员会组织，例如上文提到的党校家委小区的模式。更理想的场景是，社区组织努力教化居民，并且使邻里关系变得密切；于是，不将垃圾分类会被看作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遭到周围人的唾弃。这就上升到道德约束的高度。在上海，还真有这样的故事。安亭镇玉兰三村规定垃圾必须定时投放，如果看到有人在非规定时间丢垃圾，社区内的老人会上去劝阻。他们会用比较委婉的措辞提醒对方已经违规或使之感到羞愧，如“现在几点钟，好像不是丢垃圾的时间吗”，或者指着关于定时投放垃圾的告示文字说“我不识字的，请你告诉我那上面写的什么”。
在大多数情况下，光有社区机制和道德约束是不够的，也要给居民一点经济激励。比如说，将来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可以向居民征收垃圾处置费，而实现分类收集和未实现分类收集的小区就可以区别对待。如果经济激励的额度大于居民将垃圾分类的劳动力成本，而且雇佣保洁员进行分类的支出高于居民自己动手的劳动力成本，社区居民就有足够的积极性参与垃圾分类。
三、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的对接
前端的分类收集、中间的分类运输和后端的分类处置一定要对接，否则，居民分类投放垃圾只能是白辛苦一场。
现在，有的分类投放垃圾桶上标识不合理，将普通百姓搞得糊里糊涂。例如，“有机”和“无机”就让人分不清，就是在大学里面，不同专业对“有机”和“无机”的理解还有差异。“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分法更是错误，因为对应不同的处置方式――如焚烧和堆肥，可回收垃圾的范围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应当根据后端的处置系统来设置前端的分类模式。例如，如果一个小区在垃圾焚烧厂的服务半径内，小区中分类垃圾桶上就应标明“可燃烧”和“不可燃烧”，这样就浅显易懂得多。如果是在垃圾堆肥厂的服务半径内，小区里垃圾桶上就可标明“厨房垃圾”和“非厨房垃圾”，如果居民还有疑惑，基层干部做些简单的说明工作即可。
后端的分类处置模式和前端的分类收集方法都确定下来之后，中间的环卫运输车辆就要进行改装，以适应分类运输的需要。总之，要保证小区居民看到，他们辛苦分类的垃圾最后没有被混装在一个车箱内。
四、小结
上海要实现垃圾分类，首先源头要成功，接下来要环环相扣。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综合利用社区机制、经济手段和技术手段，缺一不可。其中，技术手段易，经济手段难，社区机制更难；上海的垃圾分类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